东盟地区人口超6亿，GDP约3.8万亿美元。随着工业化进程和数字化转型加快，东盟近年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较稳定的地区之一，能源需求持续上升。
日前，由东盟及各成员国能源政策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访中国，东盟能源中心执行主任拉齐布·达伍德（Dato' lr. Ts. Razib Dawoot）是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。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，达伍德表示，东盟国家在能源转型进程中面临多重挑战，一方面，各成员国在资源禀赋、经济发展水平及能源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，区域内政策协调与标准统一难度较大；另一方面，资金短缺与技术储备不足等问题，也对能源转型形成制约。
“中国在数十年前启动能源转型时面临的挑战，与当前东盟地区类似。如今，中国已是全球清洁能源制造的主导国家，拥有强大的能源工业供应链，具备领先的技术能力和能源转型战略。”达伍德表示，东盟国家要学习中国经验，加速能源脱碳进程。
东盟能源减碳面临融资瓶颈
《21世纪》：许多东盟国家已提出碳中和目标，这些国家战略如何吸引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投资？东盟能源中心又如何推动成员国间的政策协调，以加速清洁能源转型？
达伍德：我们必须确保十个成员国的国家战略目标，与东盟区域战略目标相契合。几乎所有东盟成员国都已宣布雄心勃勃的碳中和或净零排放目标，实现时间在2050年至2065年之间。
当下，能源领域存在三大核心议题。一是能源安全，作为经济运行的“生命线”，任何供应中断都将对东盟经济增长构成实质性威胁。二是能源转型，东盟大部分成员国已明确2050—2065年净零排放目标。三是经济发展动能，东盟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，GDP达3.8万亿美元，目标是到2030年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。
因此，如何在提振6.7亿人口经济福祉的同时守护生态环境，成为区域政策制定的核心命题。在此进程中，东盟能源中心通过三重角色推动目标落地：作为区域能源合作的核心枢纽，我们搭建成员国协作平台；作为知识与数据中枢，持续输出行业研究成果；作为政策智库，为各国低碳转型提供决策支持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很荣幸可以和世界银行、亚洲开发银行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（UNIDO）、能源基金会等致力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伙伴携手前行，各取所长，共同探索更可持续的发展之路。
《21世纪》：全球能源产业链正在加速区域化布局，当前东盟能源转型存在哪些问题？
达伍德：能源是经济的命脉，是经济的“氧气”。东盟立志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，需要大量能源驱动经济发展，因此能源安全至关重要。任何影响能源供应连续性、可持续性和不间断性的事件，都会对东盟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。
首当其冲的是融资瓶颈。我们设定了雄心勃勃的减碳目标，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资金支持。例如，推进清洁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建设，需要新技术并对现有基础设施（如电网）进行现代化改造，以整合新能源资源，背后是巨额的初始投资。据我们预测，到2050年，仅电力部门每年就需要约1900亿美元的投资经费。
中国在数十年前启动能源转型时，面临的挑战与当前东盟地区类似。如今，中国已是全球清洁能源制造的主导国家，拥有强大的能源工业供应链。中国有潜力通过可再生能源引领并增强本区域的能源安全，尤其在低碳高效能源与新技术整合方面。东盟正在加强跨境贸易与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，许多成员国也在探索可再生能源证书、碳信用等机制。
需要以储能稳定能源供应
《21世纪》：东盟成员国在光伏、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上存在显著差异，如何推动国际合作，协调跨境电力机制，解决能源短缺和供应不稳定问题？
达伍德：东盟电网互联（ASEAN PGI）与能源安全、能源公平以及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和净零目标的宗旨相一致，是一个宏大的计划，到2050年投资额可能高达7000亿美元。
多年前我们讨论能源转型时，就将这类技术视为“赋能工具”，一方面解决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和波动性问题，另一方面解决能源供应与需求的碎片化问题。
举例来说，老挝拥有高达2万兆瓦的水电潜力，但其人口仅700万，而雅加达、曼谷等城市存在较大的能源需求，电网互联能帮助将能源从资源丰富的国家输送到这些需求中心。ASEAN PGI也是能源转型和东盟十国电网整合的赋能工具，它还能带来就业和社会效益，也能为一些仍未通电的偏远地区供电。
从项目进度来看，我们已确定18个潜在互联项目，并规划到2040年开发约1800万千瓦的输电能力，以实现高度整合的电网和可再生能源整合。这些都是需要实现的实际项目，我们还需解决项目的可行性和可融资性问题。我们深知项目融资所需的资金规模，因此必须确保政策连贯，保障投资者回报。
《21世纪》：除电动汽车外，储能、光伏、氢能等细分领域哪些最具增长潜力？东盟国家未来可能提供哪些政策支持？
达伍德：东盟地域广阔，从新加坡到菲律宾、文莱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国，地理跨度大。如果结合风能、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，我认为下一个最佳技术是储能。东盟需要强大的储能技术来存储这些“间歇性可再生能源”。通过储能技术，我们能够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，替代煤炭、天然气等传统碳氢化合物能源。
绿氢目前前景广阔，但成本可能仍然较高。氢能有多种类型（蓝氢、绿氢甚至粉氢），我们不排除其未来潜力，但眼下最紧迫的是储能。不仅是化学储能，我们也在探索其他替代方案，如抽水蓄能，这些技术能帮助稳定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，确保我们不仅提供清洁能源，还能为家庭、工业和商业领域提供可靠稳定的能源供应。
坚持东盟开放经济体定位
《21世纪》：在欧美强化绿色贸易壁垒的背景下，东盟如何看待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？
达伍德：我们充分理解当前国际面临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形势，但我们始终坚持东盟国家作为开放经济体的定位。我们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，并致力于维持这一成员身份。
在欧美强化绿色贸易壁垒的背景下，部分东盟国家也已启动或计划推出类似的碳税和本地化要求。尽管存在外部挑战，东盟成员国仍有许多创新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，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。
例如，菲律宾推出了“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区（Competitive Renewable Energy Zone，简称CREZ）”，外国企业可在菲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并享受低税率。马来西亚也出台了多种激励措施和扶持性监管框架，支持低碳项目部署，如绿色投资税收抵免和绿色所得税豁免。
《21世纪》：在你看来，哪种合作模式最有利于中国企业出海并推动东盟能源产业链升级？
达伍德：合资企业是加强中国—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的最佳模式，这种模式能够整合各方资源与专业知识，建立平等伙伴关系，同时优化产能，实现互利共赢。它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获取本地知识与网络的渠道，也为东盟带来了新技术。此外，合资企业通常基于项目，为产业链扩张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。
我们需要新技术，但必须确保这些技术在东盟国家的部署安全可靠。中国作为全球技术输出大国，已符合欧洲标准和ISO等国际标准，在欧洲等市场证明了技术的适用性与合规性。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对话提升认知，我们应共同探索如何让东盟成员国了解中国技术的标准、合规性及全球安全部署案例。
《21世纪》：东盟未来应如何推动能源转型？
达伍德：中国在约三十年前开启了能源转型、绿色增长的规划与政策制定进程，如今已取得诸多里程碑成就。对我们而言，重要的是学习中国经验。中国正通过政策与周边国家共创繁荣，东盟是中国的直接邻国，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与愿景，中国可向东盟成员国输出技术。
东盟需要加速脱碳进程，从2025年到2060年时间紧迫，我们已明确资金缺口、融资挑战，以及政策协调、标准统一、信号一致性等问题，而这些都是吸引外部投资的关键。总之，我们未来的方向是携手共进，通过合作解决能源安全、能源转型问题，实现就业增长、经济发展，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经济繁荣、环境清洁的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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